在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展柜中，陳列著一冊1938年出版的《出動中的新四軍》。書的尺寸為18×13厘米，封面斑駁，印有一名右手高舉步槍、左手手掌張開置于嘴邊作吶喊狀的戰士剪影。剪影旁鈐蓋“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駐贛辦事處”印章。它不僅是新四軍在江西“為民族解放而戰”的歷史憑信，更記載著新四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投入抗戰烽火的崢嶸歲月。

烽煙散盡八十秋，《出動中的新四軍》封面上那戰士的身姿，依然蓄勢待發。烽煙雖逝，青山如故。那跨越時空的吶喊，早已深深鐫刻于江西的山水之間。

新四軍奔赴抗戰前線。

劉別生，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教導員(新四軍重建后擔任特務團團長)。

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

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兒童隊的小樂隊。

新四軍曾經使用過的臂章。

最初的新四軍臂章圖案為一名身背斗笠、左手持槍、右手指向前方的戰士，并在左下角標明“抗敵”二字組成，以表明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的決心。

一支隊伍

紅軍游擊隊鑄就“華中人民的長城”

“‘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起點。接著，淞滬會戰于1937年8月13日打響，日軍的進犯，使上海、南京、杭州等長江下游地區岌岌可危，形勢緊迫。領導這一地區人民奮起抗戰，成為刻不容緩的神圣任務。”中國新四軍研究會理事、江西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南昌大學歷史系原主任劉勉鈺教授指出，在粉碎日軍“三月亡華”計劃、迫使其侵華主力由華北轉向華東的背景下，1937年10月，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將南方8省紅軍和游擊隊統一整編為開赴華中敵后抗戰的抗日部隊。10月12日，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12月25日，軍部在湖北漢口成立。

舍會山位于安徽省祁門縣祁紅鄉永勝村。1936年，中共皖浙贛省委領導下的皖贛特委遷駐于此，成為皖浙贛邊區的革命指揮中樞。在其指導下，350余人的紅軍游擊隊堅持斗爭。

1937年深秋，中共皖贛特委在舍會山的密林中，從報紙上得知國內形勢劇變和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隨后派員秘密前往南昌，與新四軍軍分會副主席陳毅取得聯系。

“邊區黨組織、紅軍游擊隊長期與黨中央失去聯系，不了解中央當前方針政策。”劉勉鈺介紹，1937年11月，陳毅聽取匯報后，在中共皖贛特委專人陪同下，從南昌前往景德鎮及皖浙贛邊區等地，向當地愛國民主人士、邊區黨員及游擊隊指戰員，宣傳傳達黨中央“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針。

1937年12月的浮梁縣瑤里，成為鍛造“鐵軍”的熔爐——活躍于皖浙贛邊區的贛東北紅軍游擊隊350多名指戰員，在瑤里汪氏宗祠集中接受整編。1938年2月初，陳毅親赴瑤里主持召開新四軍抗日動員大會，宣布中共中央關于將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決定，并親自指導整訓改編工作。經點驗，這支隊伍被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

“新四軍由南方8省14個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組編而成，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方實現的重大成果。”劉勉鈺強調，南方紅軍游擊隊克服交通困難、通信落后、地處偏遠、高度分散等種種困難，從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由漢口遷至南昌，至同年4月4日離開南昌奔赴皖南抗日前線，在短短3個月內完成下山、集中整編為新四軍的光榮任務，堪稱奇跡。

至此，南方8省紅軍和游擊隊結束了3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斗爭，走出深山密林，匯聚成抗日的鐵流，高擎新四軍旗幟，高唱戰歌，奔赴大江南北抗日前線。

一線戰場

鐵軍利劍的實戰鋒芒

在瑤里接受改編的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原贛東北紅軍游擊隊)，后與其他部隊合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張正坤任首任團長。該團被戰士們親切稱為“老二團”，又因作戰英勇被群眾譽為新四軍“老虎團”。

今年82歲的劉新，是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三營教導員劉別生之子(瑤里改編前，劉別生任湘贛紅軍游擊隊第四大隊政委)。劉別生在1945年新登戰役(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中犧牲時，劉新僅兩歲。他在母親及父親戰友影響下，對“老二團”戰史熟稔。

劉新指出，新四軍“老二團”三營參與的“珥陵戰斗”，是湘贛紅軍游擊隊瑤里改編后，新四軍深入蘇南敵后平原河網地區與日軍的首次激戰。其敘述與《新四軍戰史》(2000年6月，解放軍出版社)記載相符。

珥陵鎮位于江蘇省丹陽市南郊，南通蘇錫常，北連寧鎮揚，地理位置重要。日軍在金壇、丹陽等地設據點，頻繁襲擾珥陵。1938年8月23日，駐金壇日軍200余人攜輕重機槍6挺、炮2門，分乘2艘汽艇沿丹金漕河向丹陽進犯。

“‘老二團’團長決定親率三營參戰。這一仗，也要讓附近的國民黨軍看看，我們新四軍是怎么抗日的！”劉新說。在團長率領下，三營官兵與敵軍從凌晨4時激戰至近11時，約7小時，殲滅日軍大部。日軍殘部乘汽艇倉皇逃遁。

值得一提的是，此役中被俘的日軍士兵香河正男，經反戰教育后，于1940年2月在新四軍軍部加入新四軍，成為日本人民反戰同盟一員，為抗戰貢獻力量。

“共產黨人支援正面戰場抗戰作出的重大貢獻不容抹殺。”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抗戰史研究顧問蔣文瀾教授撰文指出，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領導下，江西黨組織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許多優秀黨員奉命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軍政職務，帶頭英勇作戰。

中共地下黨員陳希周(原名陳昭禮)等人應第七十軍軍長李覺邀請，任該軍干訓班政治教官，為其培養后備軍官補充抗日部隊，保持戰斗力。1938年7月26日，日軍侵占九江后，由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分兵三路進犯，于沙河(今九江柴桑區沙河街道)、金官橋(今九江濂溪區賽陽鎮)一帶被第七十軍等部阻擊，損失慘重。蔣文瀾稱，戰后第七十軍軍長李覺由衷表示：“第七十軍堅持抗戰，全賴陳希周等共產黨骨干支持。”

1941年3月，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第三十四師團及第二十獨立混成旅團共4萬余人，分三路會攻上高。戰斗中，中共江西省委指示“特別黨員”、上高縣縣長黃賢度，聯絡劉廣泰、王寧等地下黨員發動廣大民眾，在槍林彈雨中搶運彈藥糧草、偵察敵情、捕捉漢奸，出色完成支前任務，為上高會戰勝利作出突出貢獻。

一種力量

南昌一度被譽為“南方的延安”

贛江，江西人的母親河，航運繁忙，碼頭眾多，船工群體龐大且富有革命傳統。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領導下，羅孟文等人深入船工群體，積極開展宣傳組織工作。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陳列科科長李衛玉介紹，1938年5月，中共贛江河流工委(后改稱贛江河流總支)正式成立；僅半年多時間，贛江航線上黨員便發展至180余人，在廣闊的水域上凝聚起堅強的戰斗力量。

按照“在鞏固中求發展”的工作方針，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的領導下，中共江西省委積極行動，至1939年底全省黨員總數已發展至1.8萬余人，黨的力量在江西抗日各條戰線深深扎根。

“抗戰初期，南昌匯集了大量從北平、上海而來的流亡知識青年，這些青年和南昌本地的愛國青年會合，成為抗日救亡的洪流，掀起了江西抗日救亡的熱潮。”李衛玉介紹，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江西青年服務團、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等愛國抗日進步團體先后成立。其中，新四軍軍部直接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尤為引人注目。

“新四軍戰斗在哪里，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就宣傳到哪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成為當之無愧的‘鐵軍輕騎兵’！”李衛玉說，當時，各地知識青年奔赴南昌，很快使戰地服務團發展成100多人的團體。他們熱情洋溢地在街頭表演話劇、發表演講，和南昌人民打成一片，獲得了群眾的廣泛贊譽。

“葉軍長用自己的軍餉給我們買來全國最好的口琴。”曾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兒童隊隊員的黃祖友撰文回憶，葉挺在視察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兒童隊時，發現小隊員們沒有樂器，便自掏腰包托人趕赴上海購買了24把口琴。沒過多久，兒童隊所有隊員人手一把“軍長口琴”，抗日宣傳的積極性更高了。

“在南昌，我們經常到街上去宣傳抗日，教群眾唱歌，只要我們一出現在街頭，馬上就會圍上一大群人，他們看到我們小小年紀就穿著軍裝在街上唱歌跳舞宣傳抗日，都投來驚喜的目光。”黃祖友說，“最難忘的是在江西大劇院為國民黨傷兵演出，當我們唱到《救國軍歌》‘槍口對外，齊步向前，不傷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時，臺下的傷兵使勁鼓起掌來……演出結束后，他們緊緊抱住我們表示感謝，那兄弟般的深情厚意使人久久難忘。”

“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的活動，在南昌上空亮出了新四軍的抗日旗幟，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喚醒了南昌人民的抗日意識。”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副研究員李秋華介紹，當時的南昌，大街小巷到處都能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救國軍歌》《保衛大江西》的歌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極大地激發了南昌人民的保家衛國熱情，南昌城抗日氛圍空前濃厚。這里，一度被譽為“南方的延安”。

文/劉志洲 江南都市報全媒體記者李巧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本報道感謝南昌市檔案館、南昌新四軍軍部舊址陳列館等單位提供幫助，劉長明亦有貢獻)